当前位置 : 

报考指南

 >> 

学科建设

南开:不求做一所“大”学

来源:南开大学招生办公室 | 时间:2012-06-06 | 点击量:3633

“教育到底是干什么的?学校到底是干什么的?”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几乎直白发问:“教育是工厂企业?是流水线吗?学校是研究所?是科研单位吗?”

  在教学工作暂歇的暑假,马蹄湖的荷花开得正艳,人们发现南开大学的校区正在进行部分基础设施的重整。与此同时,面积达2.5平方公里的新校区也正在津南规划,但这所曾历经风雨战火见证中国历史名校的领导者薛进文坦陈:“大”大学不一定是好大学,好大学也不一定是“大”大学。

  因为,在过去的90年里,名列中国名校的南开并不是一所字面意义上的“大”大学。

  简单的南开

  天津。复康路。

  从南开南门进去,是当年仿照苏联莫斯科大学建的雄伟主楼,主楼前面是周恩来总理的汉白玉塑像,塑像下面是他的一句话:

  “我是爱南开的。”

  早生华发的刘景泉说:我们都是爱南开的。

  这位河北唐山人用浓重的天津口音,向《红旗画刊》介绍南开的历史:“怎么那么巧!国家第一轮评选大学的重点学科,南开有18个,都是我们的传统优势学科,恰恰文理科各占9个”。

  他1977年考取南开,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任党委副书记,在南开30余年。

  刘景泉激情四溢地讲当年的严修、张伯苓,他一直避其名讳,尊称校长,如果不熟悉南开校史,普通人很容易被百年前的几位教育大家统一的称呼弄得晕头转向。

  “南开从一所私塾起家,虽然后来组织成立西南联大,但她和清华北大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刘认为,南开之所以成为名校就在于不追求规模而注重质量。

  “南开的学风和教育思路得益于历史的传承”,刘景泉更喜欢于用历史概括今天南开的教育特点,他同时是中国现代史学会的副会长,用史实说话成其一大特点。

  其实南开的历史很简单,不用追溯到某某学堂或某某学院,就明明白白。

  1904年8月,严修、张伯苓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即将严氏家馆和王益孙家馆合并,招收新生成立中学。校舍在严宅偏院,规模狭小,当时校名初称“私立中学堂”,不久先后易““敬业中学堂”、“私立第一中学堂”。此后得邑绅郑菊如捐城西南“南开洼”地10亩,几经周折,起建校舍。1907年秋,由严宅迁入新校舍,学校因所在地名改称“南开中学堂”,后改称“私立南开学校”。

  1919年在南开学校基础上创办的南开大学,由于私立的原因,经费紧张,规模不大,但立志走“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路线的南开却前后从美国等地约聘姜立夫、邱宗岳、饶毓泰、竺可桢、杨石先、何廉、方显庭等一批青年才俊来南开执教。

  姜立夫毕业于UCB,拿下哈佛大学博士,创立南开的数学学科;普林斯顿博士饶毓泰开创了南开的物理学科;耶鲁博士杨石先是中国有机化学的权威,从20年代一直在南开工作到80年代,两院院士唐敖庆、胡秉方、邹承鲁、钮经义、何炳林、陈茹玉、曹本熹、肖伦和张滂都是其门下;耶鲁博士何廉建立经济学院和经济研究所;而与其并肩的耶鲁博士方显廷也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与马寅初、刘大钧齐名。

  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从1898年严馆时期的6个学生,发展到1948年的包含大、中、女、小、渝五部、在校生达四千余人的一代名校,南开的发展是“超常规”的。在解放前战乱频仍,政治经济环境都很恶劣的境况下,张伯苓竟能开创如此辉煌的事业,后人很难不深表敬佩。

  张伯苓是南开的校父,从古至今;他也是南开教育思想的灵魂,从今至古。

  与规模无关

  事实上,站立于大师筑就的最厚重的根基之上,薛进文压力在心。

  早期的南开大学作为私立大学,其经费除政府少许补贴和学费及校产收入外,基本依赖于基金团体和私人捐赠。本着“贵精不贵多,重质不重量”的原则以及投资所限,学校规模一直较小,1937年在校学生仅429人。

  70余年后的南开学生数量翻了数十倍,但她依旧是所“小学校”。

  依据大学官方网站最新发布的统计数字,四川大学在校学生总数已达6万余人,武汉大学接近5万人,厦门大学超过3.7万人,即便地处西北的兰州大学也超过了2.7万人。

  2010年,南开大学仅有学生2.2万余人。

  薛进文至今秉承“以质量立校,不以规模著称”的原则,认为“近百年的南开教育积淀下来的办学思路没有发生动摇”,但没有动摇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支持。

  在“我爱南开”BBS上,就有人公开质疑这种“求精不求大”的“不动摇”:南开固然在快速发展,但横向比较,如果比别的学校发展慢了,那就是退步。

  但薛对进与退有自己的理解。

  “从12000多名发展到22000多名学生,我们用了不到15年时间,这种扩张速度我们已经很惶恐,压力很大”,薛进文这样描述自己对于南开发展速度的认知,“再扩大就是对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的稀释”。

  在十余年教育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这样的观点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还是有媒体认同。

  《中国新闻周刊》在新近进行的一组“中国大学满意度”调查中总结:“大学扩招就像一场运动,用海量学生稀释了本已捉襟见肘的师资力量”。

  衡量一所高校的教学水平时,教师永远都是核心指标。

  在《中国新闻周刊》对“教师水平满意度”的排榜调查中,规模不大的南开排名遥遥领先,位居百所被调查大学的第二位。

  “小规模”不妨碍南开的“大产出”:

  陈瑞阳教授带领他的团队,经过30年潜心研究,收录了1978年到2008年中国各地近4000种经济植物的基因染色体资料和271种新发现的多倍体、多倍体复合体和细胞型,领衔完成了“中国主要经济植物基因染色体图谱”,被国际科学界称之为“传世之作”。

  李正名院士和他的团队长期从事对环境友好的超高效除草剂的创制和开发研究,经过10多年的努力研制出我国第一个获得国家正式登记的创制除草剂品种——单嘧磺隆。

  张伟平院士历经12年完成了《Atiyah-Singer指标理论的若干研究》,结合物理学形变和局部指标理论技术,将著名的Cheeger-Mueller定理推广到普遍情形,被世界数学界命名为“比斯穆特—张伟平”定理。

  申泮文院士带领他的团队几十年潜心金属氢化物化学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鼻祖,形成了这一学科在国际上的强势地位。

  剑桥在人们心目中是学术界的耶路撒冷和麦加。

  那里,现在的学生数量是18000余人,本科生人数与南开相仿。

  剑桥规模在世界名大学中排不到前列,却是欧洲中世纪以来影响最大、延续最长的科学中心。可见大学之伟大与否和规模无关,否则我们早该有许多比剑桥更伟大的大学了。

  就连鬼才舒马赫都说:“小的是美好的”。

  精英之教

  南开的美好经常在“精英”的身上映现。

  南开的“精英”标签贴在本科生身上,即便10多年前以拉动内需为主旨的中国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热潮掀起,“精英教育”走下神坛,但南开仍坚持自己对教育对象的目标认知标准。

  南开将每年吸纳“精英”的数量控制在3000人左右。

  200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入主南开,成为其第八任校长。

  翌年3月,饶走进第二教学主楼教室,为台下的200余名本科学生讲授“生命科学前沿知识”。由此,这位校长开始了在南开的“教师”生涯。

  一位同学在笔记上工工整整记下饶子和的开场白:“我一直在想,能够教教书,讲讲课,就像教过我的老师一样,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

  饶子和说:“让南开这些最好的教授都给本科生上课,是我的一个梦想。”

  薛进文说:“在南开,对于所有教师来说,为本科生上课是一种荣耀。”

  其实这也是一种传统。

  此前,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九旬高龄还在讲授本科生基础数学课,传为一时佳话。化学学院的申泮文院士,年过九旬仍活跃在本科讲台上,新世纪已获得两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开国总理周恩来、微分几何之父陈省身、物理大师吴大猷、文学大师曹禺、“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黄土之父刘东生等,都曾是南开的本科生,都是南开真正的“精英”。

  2010年4月,《光学快报》(Optics Express)印上了南开“精英”的名字,那是一份由美国光学学会出版的学术期刊,提供世界光学领域内最新发展研究,并执牛耳。

  张英杰、张若洋、张志帅、朱海波来自物理科学学院,他们自大学二年级起就参与南开的本科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项目,研究“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对稀土材料发光的影响”。

  张等4人对等离子体影响荧光的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其论文《单个球形金属纳米颗粒附近具有不同能级系统的量子辐射源的荧光增强》在《光学快报》发表。

  在此基础上,4人又在“光学特异器件”国际会议上发表了《通过超透镜产生表面极化激元并实现荧光增强》的论文。根据此研究所做的装置有望应用到新型荧光探测仪中。

  此后,张英杰被世界名校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张志帅将赴美国塔姆大学深造,而张若洋和朱海波则被保送到本校攻读硕士研究生。

  南开对学生的教育,也不仅仅着眼于技术高端前沿,很大一部分都关系国计民生,能够“脚踏实地”地服务于社会生活。

  针对近年愈来愈热的“两会”提案,学校于2009年特别设立了“两会”提案调研项目,让同学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提案进行调研,从而走出“象牙塔”,与社会进行深度对接。

  “高等院校专业设置调整”、“中新天津生态城规划建设区表土资源的调查与评价”、“南开大学毕业生就业后发展状况调查”、“天津市内停车难问题对策研究”、“关于在西南杨柳青镇建运河文化博物馆的建议”、“关于加强我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建议”……无一不是对当今社会热点问题的对策分析。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建立健全养老社会服务体系”。文学院、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学生刚刚完成的一项“两会”提案调研项目,就将目光聚焦在了“养老”这一民生问题上。他们走访了多个居民住宅区,发放了数百份调查问卷,提出致力于提高老年人幸福指数的社区养老模式,有望成为近年来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突破口。

  学者的事业

  被停课的政法大学教授萧瀚曾在年终申报学术成果时写到:“大学不是养鸡场,不要以为给了饲料就得下蛋,那是鸡的事业,不是学者的事业。”

  《礼记》有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大学是蕴含我们未来的国家宝藏库。”一个国家未来人才宝藏的教学应以何为先?

  南开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或许是其答案。允公允能,意即既有公德,又有能力,德才兼备。

  学校教育的本来含义,不是首先教给人技能,而是在于人的心智方面,应该以教育人的综合素质为重点,大学教育的重点,是以培养人格胸襟、气度见解为首要,个别的知识、技术传习则是其次。

  “南开是一个可以做学问、搞研究的地方。”在一些高校都向各课题组和教授们下达各种硬性指标时,陈瑞阳教授如此评价南开。

  薛进文主导相同的理念,他明确反对功利化的教育评价体系。这种反对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南开的学风。

  《南开大学关于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意见》中写道:“在改革中逐步完善科学评价体系,规范科研评价办法,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队伍建设和人才成长的环境。”“大力弘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把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作为科学研究的直接目的和动力,探求真理,探索真知,自觉维护学术尊严和学校声誉,反对投机取巧、粗制滥造、盲目追求数量不顾质量的浮躁作风和行为。”

  陈瑞阳说:“任何科学研究都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或成功或失败。要耐得寂寞,只有基础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可能产生灵感。”

  南开大学的科研评价依靠学术委员会进行,“尊重科学管理规定、符合科研规律、不下硬性数量指标、鼓励创新、允许失败”是校方的共识。

  “亲近科学,研究科学,就更要按照科学的规律做学问”。南开大学科技处处长田建国深知创新活动必须遵从客观规律,不能急功近利,这一点在南开体现得很充分。南开大学从不向院系布置各种“达标数量”,院系也不会单纯以所谓的SCI论文数量来衡量人。“科技处为项目拨付经费后,也不急于催问和计较结果”。

  尊重科研规律,就需要以一颗平常心对待荣誉得失。

  2010年伊始,薛进文与饶子和一起,向全校师生发出新年贺词。从不主张数字排名的薛在致词中大量使用了阿拉伯符号的计数功能回顾过去的工作:

  2009年,南开大学综合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新增了一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研究生及本科专业。在教育部第二轮第二批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中获佳绩。5门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2个教学团队入选国家级教学团队,3篇论文入选2009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等国内外众多奖项。新增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5位长江学者、2位国家级教学名师、1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6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位教授入选中组部“千人计划”,12位教授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5位教授当选教育部科技委学部委员”。

  薛进文与“数字时代”的抵触,在这里略显无奈。

  “人们对大学的优劣认识,脱不开这种排序,谁能独善其身?”薛说自己对这种排名和排序焦虑不安:“中国的社会发展是一个从落后状态赶超先进的发展模式,在这种赶超性的发展中,人们客观上对数字、规模、排名分外敏感,几乎到影响整个国民情绪的地步”,他在和记者对话期间甚至用去大半时间来阐述自己对这样一种“数量论英雄”的无奈与批评。

  “对于所有的学校,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成为排序的奴仆,这是我们教育发展中不幸的插曲”。

  薛进文欣赏老校长张伯苓的两句话,一句是:“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

  还有一句:“欲达教育之目的,务须注意精神修养,向深处培,向厚处培。”

  70余年前,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在名为《大学是什么》的就职演说中就提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教育回归教育的本质,学校回归学校的本质。

  在一夜之间高等教育进入扩招——举债扩建——再扩招还债的“大”学商业运转逻辑的时候,这应该是薛进文寻找的答案。

  所以,南开不求做一所“大”学。
分享到: 【下一篇】 【上一篇】

相关文章